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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源头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假货带上，分工越发细致，反侦察和隐蔽能力不断加强。根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打假年报》公布的信息，制售假团伙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已经开始向微信朋友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其他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甚至搭建了海外网站，通过国外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定罪量刑的标准均是以非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为唯一的依据。
朱征夫认为，“唯数额论”在跨平台、跨国境的售假中很难取证、认证，社交平台售假的监管滞后也会造成定罪量刑难，线上线下供应渠道多发，则会带来刑事电子证据认定难等诸多难题。
在一场“两会大家谈”的视频访谈节目中，朱征夫讲述了自己不久前暗访假货产业带的情况。为深入了解假货产业带现状，今年2月，朱征夫在某皮具城进行了一场暗访调研，亲眼目睹了一笔假包“国际贸易”。
“简直惊心动魄。”他万万没想到，假皮具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子底下肆意售卖。
假货制造仓储窝点（警方供图）
除了让朱征夫“惊心动魄”的假货皮具城，近期舆论关注的河南假冒避孕套、贵州灌装假茅台、莆田假鞋鬼市等，都充分证明了假货产业带打而不绝、难以根治。
朱征夫认为，线下假货的问题必然蔓延到线上，“这是整个社会怎么构建诚信体系的问题，要对假货人人喊打”。
因此，他今年再次提交“打假”主题提案，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同时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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