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服装行业的洼地—库存市场上看服装，更能看到这个行业江河日下的势头。

  但对库存市场来说，2012年是最好的年景。单单是42家服装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存货就达到483亿元之巨。可以说，以广州石井镇库存帮为主体的库存市场迎来货源最充沛的年份。

  在中国的服装集镇中，广州白云机场附近那个叫石井的地方可能是最不知名的。现在，大多数的服装企业需要他们，而很多普通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买的衣服里有多少会来自那个甚至几元钱就能收购一件羽绒服或者西装的地方。

  市场低迷，消费不旺并不是服装行业整体沉沦的唯一解释。近年来，在严重滞后的产销机制的基础上，品牌商那种无节制扩张欲和对暴利的无限向往，不断地拉大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现在，终于，他们掉进了自己挖下的陷阱。

  夏华相对一批2010年前生产的美邦正品很有兴趣，但价格没谈拢，美邦仓管人员的出价是吊牌价的0.7折，而他的心理价位是0.5折

  在上海东南郊康桥路一带的工业区里，美特斯邦威(下称美邦)是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与其他公司门前冷冷清清的境况不同，美邦总部的大门外总是车水马龙，尤其是在周末。对很多上海市民来说，美邦的康桥南路800号是购物的好地方。

  那里的环境很好。一个横跨马路的偌大园区，干净整洁，听不见机器的声音—事实上，这里是一个拥有庞大仓库群的物流园区;对实行轻资产模式的美邦来说，这个仓库区是300多家代工厂和4000多家门店之间的中转站。

  园区的绿化可能是国内最有特色的，美邦在库门前的十多亩空地里种下的不是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常绿灌木，而是郁郁葱葱的萝卜、白菜和花菜。在冬雨中，它们伴着地广播里的古琴声生长。

  美邦总部北侧大门里络绎不绝的人流，并不是冲着长势喜人的蔬菜去的，而是涌向菜地旁的特卖仓库。园区内的指示牌上显示，在靠北墙的仓库内，有10多个品类上千个款式的服装正在以2-3折的价格特卖，从5元的腰带、帽袜到150元的大衣、皮衣，低价是美邦仓库的魅力之源。即便是一些今年的新款，也在以3-5折出售。

  “美邦的仓库好大，每个仓库里有半径两米的大风扇，有十几台可以升降的大叉车。”湖南人夏华相向记者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壮观景象，“他们有750万件库存，我的天!”对进入美邦特卖的仓库的淘衣客来说，这样的景象在他们的视线之外。美邦的仓库群并不是哪个角落都可以让外人自由出入，特卖区限定在20多个大型展厅里，从这些标示某某品类订货厅的门牌上可以看出，这些展厅原本是供美邦代理商、经销商订货之用的。

  夏华相不是普通的顾客，他是专门收库存的人，雅称“库存专家”。就在记者造访美邦仓库的几天前，夏华相经人介绍，和美邦做了一单生意，以平均每件7元的价格买走了7万件衣服，“从T恤衫到棉衣都有”。

  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不可思议的低价买走，夏华相解释说，这些服装多少有些瑕疵，“但在我们那里都还能卖。”夏华相原本对一批美邦正品的存货也很有兴趣，那批东西是2010年以前生产的。但在当天，双方在价格上谈不拢，美邦仓管人员的出价是吊牌价的0.7折，而夏的心理价位是0.5折。

  对在广州做了十多年库存生意的夏华相来说，2012年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景。

  单单是上市公司这些行业排头兵就提供了极其充足的库存货源。按上市公司年中报，2012年上半年，国内42家公司的存货总量高达数百亿元，其中美邦服饰、森马服饰以及李宁位列三甲，存货量分别为17.53亿元、14.73亿元以及11.38亿元。42家公司中，存货量低于1亿元的只有4家。

  随便哪一家的库存货全部拿出来，夏华相都消化不了。“我们收库存，几百万一单的占多数。他们会一批批放出来，我们也会一批批收。”另外，关键的问题是“价钱要合适。”

  “我们一般都是和管仓库的人打交道。”夏华相不认识美邦的老板周成建，也不知道周成建因为库存问题曾经何其震怒。坊间传说，周成建在今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大骂高管下属们“三蛋一不”(混蛋、王八蛋、瞎扯淡、不作为)。

  按美邦报表，公司上市后第一年(2009年)底的库存为9亿，而到2011年暴涨至25亿。按申银万国的报告，25亿存货中，2011年春夏款及更早的库存占了15亿，占美邦净资产(32亿)的近一半。对夏华相来说，美邦五六亿的2010年秋冬款及更早的款是他出手的对象。

  对品牌公司来说，“吊牌价”在某种意义上是品牌尊严与荣誉所在，在美邦的仓库店里可以看到，哪些以几十上百元出售的风衣、大衣吊牌价往往在千元以上，这个价位虽然在服装行业中不算高，但其中起码也包含了美邦研发能力、管理以及专卖店里的服务。随便流失一项内涵，都意味着品牌的贬值。

  比如，在美邦的工厂店里，已经看不到专卖店里店员们那种热情的繁文缛节，记者走进工厂店的当口，一个工作人员对一个正在试穿大衣的顾客生气地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里的衣服不能试穿!”

  夏华相也并非不认同品牌的价值，“现在我们收库存，基本上都要收名牌的。”只不过，品牌永恒，品牌货却不是，“他们不能拖太久，服装这个东西，两年以上的旧货是没人要的。”

  这里是中国的服装尾货天堂。这是一个隐秘的生意。整个石井100多亿的年营业额，对应的是正常渠道几千亿的销售额。

  记者第一次见到夏华相是在广州白云区石井镇的庆丰服装城。在服装城的一个显要位置，他经营着相连的五个档口。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英雄末路、被打回纺织物原形的国内外名牌：成包堆放的似新似旧的名牌充斥着档口的一二楼，沙发上、茶几和办公桌之间的空隙也堆满了名牌，进店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它们。

  那天下午，夏华相把几个货架的报喜鸟西装样品摆到档口外的通道里。这批吊牌价上千或几千元、产于2009年的西装是他两三个月前的战利品，总量有几万件之多，单价仅几十元钱。为了维护形象，报喜鸟公司在卖出时把领子上的标签剪掉了。

  夏华相站在门外，极力向一拨女性客户推荐一批新款的女款羽绒服。从客户们的反应来看，这些服装的牌子似乎颇为知名，夏华相开价是均价60元一件。此外，他还推荐了他刚从海澜之家总部拉回来的毛衣，以及吊牌价在4000-5000元的“公牛”牛仔裤。如果你知道花100多元就可以在这里买一条“公牛”牛仔，美邦仓管员0.7折的出价显然有点太自负了—美邦只是夏华相考察过的成百上千家货源公司之一。

  “这里是中国的服装尾货天堂，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夏华相的朋友、福建人陈付阳对记者说。石井镇的确有那么一点国际化的气息，在镇上广大、庆丰、锦东等几个服装城里，不时会看到扛着大包衣服或者正在档口看货的黑人或者中东人。有个沙特大户是石井的常客，“他每年来四五趟，带着翻译，一个档口一个档口目不转睛地看，一般一个礼拜就会搞定一单。”陈付阳说，这个沙特人一年从石井进货三四个亿，曾经一次拿了8000多万元的货。

  并不是每个沙特人都是靠石油致富的，沙特人收走的恰恰是均价10元钱以内的超级便宜货，“整个中东地区都没什么服装企业，他应该是卖到中东的其他国家去了。”

  “不管什么牌子，是T恤还是羽绒服，库存拖到不得不出的时候，收购均价也就几块钱一件。在我们这里，不管是我们收进还是卖出，都是远低于生产成本价。”陈付阳说，“服装又不是金子，能保值。那些服装厂商总以为，100块钱成本的衣服，为什么要三五十块卖给我们呢?他们舍不得。

  于是就一直压着，可这东西越压越不值钱。比如2008、2009年的货，已经不是价钱的问题了，就是几块钱给我们也卖不出去。现在即使在偏远地区，大众的需求也是要漂亮，要款式好。”对那些库存积压如山的上市公司来说，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按服装行业的成本结构，大中型服装企业的生产成本约到吊牌价的1.8至2.3折。在库存市场上，需要的不是对价值的尊重，而是对爱便宜心理的尊重。

  不管服装厂商多么看不起这上不了台面的库存生意，他们也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处境。库存生意始终与中国服装行业扩张过程如影随形。1998年，当17岁的陈付阳揣着2000元钱，离开福建龙岩永福镇那个花农家庭，跑来投奔哥哥陈付峰的时候，石井聚集着一个庞大的库存商帮。从最早的广大服装城开始，如今的石井已经有四五家大型服装城，上万个商铺。

  全镇的尾货生意，按陈付阳的估计每年有100多亿的交易规模。尽管商户聚集度极高，石井的店租仍然是十分便宜，一间20多平米的铺子，月租只要3000元，按夏华相的说法，石井的尾货商铺不用交税，不用交管理费，“在广东这种地方，这么小的生意他们(政府)看不上。”

  没有广告，绝大多数的石井商户时至今日也不在网上发布信息。为数几万人的尾货群体中，即便是陈氏兄弟这样的大户，也是服装业内毫无知名度的老板—他们差不多是一个隐秘的群体，只有圈子里的人才会彼此认识。

  “有时候住进一个宾馆，里面的住客我可能有几十个都认识。我最近在青岛机场等飞机时也碰到好多个熟人。你想，几万人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出出入入，肯定都会碰到的啦。”

  似乎在国内的任何地方，来自福建的行商者都很容易聚集成群。按陈付阳的估算，在石井的尾货市场，福建人占了1/4。只不过，尾货并不是某个地域商帮垄断的生意，“潮汕人、四川人也都有几千。”

  福建商人强烈的扩张欲成就了年仅33岁的陈付阳。在石井，他不单经营着一二十个档口，还和石井的福建商会会长投资合建了“盟佳童装大世界”的物业。在这个童装世界里，每年销售童装5个亿，占到石井童装类市场的一半。“那些起步更早的人，现在基本上都不再亲自跑尾货，而是把档口交给带出来的人去经营，自己搞房地产或者其他项目去了。”

  陈付阳说，在石井的库存市场，投入一个多亿现金去做的人算是大鳄。这个数字，乍看起来和那些大型服装上市公司相比不算什么，但在库存市场，资金的周转效率高得多。

  在服装产销企业里，一年最多做四季服装，投资周转四次，而在石井周转是不限次数的。“一个亿是什么概念?按服装产销企业的正价至少相当于5亿。而且，我们今天收几百万，明天收几百万，资金一直在滚动，5亿这个数字还得翻好多番。”

  坐在盟佳童装大世界“海绮隆服饰”的店堂里，陈付阳指着密密麻麻的货架对记者说：“这些样品今天还挂在这里，可能明天就整批卖完了。”陈付阳一共操作了100多个牌子的尾货，样品多到店堂里根本都挂不下。“每个牌子的货，我们都是以几万件为单位。要知道，一年产销几百万件服装，在中国已经是超大集团公司了。”

  至于整个石井这100多亿的年营业额，则是一个更惊人的数字，按尾货的价格杠杆，对应它的是正常渠道里几千亿的销售额。

  服装企业的高库存是问题多年累积的总爆发。一个服装企业的倒闭，往往是库存帮大有作为之时。

  在石井，我们能看到一种最讲江湖规则的生意。“你如果能找到一单货，让我去收，能赚10万块钱的话，我分你5万。资金利息、仓库租金和其他费用都不用管。”很多年以来，石井的店主们都是和找货人如此分账，双方没有合同，依据的是行当里自发形成的惯例。陈付阳说，在石井的童装圈子里，这种靠四处看货，和档口老板们共赢的人有几百个。

  他很依赖这个群体，“我每天要接五六十个他们打来的电话，在五六十单生意里，我会选择性地看上几单，然后挑两三单货拉回来。”

  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17岁的时候口袋里揣着的那2000元钱，“在外面坐公交车、买瓶水，吃顿午饭，一天的生活成本10块钱。手里的钱是根本不够打货的。”但就是靠今天收一匹布，明天收一包衣服地攒钱，七八年后他当上了老板。

  跑出去拉单并不容易，“人要熟，货要看得准，要会砍价;现在尽管货源充裕，但竞争也很激烈。你要知道，哪个行当里都是老虎比猪多。”早些年，陈付阳出门看货，往往一去就是一两个月。

  在杭州开过童装厂的胡海东和陈付阳打过几年交道，很欣赏陈的行事风格，“他过来收货的时候，我们并不让他进到仓库里去，只是把样品拿出来，然后告诉他有多少件。他看上了，就把定金放下，我们去装箱，他第二天就过来把货拉走了。”有一些谨慎的尾货老板，往往临时雇几个人去清点件，陈付阳比他们要痛快得多。

  2010年，胡海东几万件库存被陈付旺一次性清得干干净净。“如果碰到大仓库，库存数量太大，他就会联合圈子里的几个人一起来收。”胡海东说，这个群体的存在很有必要，库存堆在那里已经是废品，多少能回收一些资金，总比借民间高利贷来补充流动资金要好，尤其是近年，各地高利贷的行情都到三分以上了。

  “一单几万件的货，少个几百件，或者掺了一些次品，对我们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是按各个品类的比例来给一个均价。”陈付阳说现在的库存货源实在太多了，“现在全中国生产的童装包括库存货，国内的孩子十年也穿不完。”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也接近事实。

  正如胡海东所指出的，如今服装企业的高库存是问题多年累积的总爆发。“你想，很多企业的仓库里还堆着三四年前的东西呢。年景好的时候，有一些库存可能没什么，可现在很多企业都哗哗地关店，库存能把企业累死。

  ”除了童装，2008年前后上市的那批体育用品企业如今都是库存大户，这些上市公司的年中报显示，包括李宁、匹克、鸿星尔克等在内的几家公司已经关掉了1000多家店铺。渠道收窄，对于库存清理更是雪上加霜。

  胡海东曾经在福建和东莞的成人装和童装企业担任高管，对服装产销的弊端颇有发言权，“国内企业的产销周期太长。企业做生产计划，往往是一年前就开始打版，下单，可现在的服装时尚感越来越强，谁能知道一年后市场到底流行什么?”而对几年前那些急于上市的公司来说，往往是在上市前冲量，贷着款去扩充渠道，“这些都造成了一种需求的假象。”

  内销公司如此，外贸的萎靡对今日中国的库存规模也贡献甚大。“现在沿海的海关，都堆着相当多的垃圾货;公司倒了，东西都滞留在海关。一单就是几十万件，这样的生意现在多得很。”陈付旺说。

  尽管一些知名公司对库存帮往往表现倨傲，但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也会有求于这些江湖上的及时雨。几年前的一个晚上，陈付旺就接到一个东莞打来的电话，说是一个老板急需2000万元现金。陈付旺连夜联系人把钱凑齐了去拉货，就在最近，陈付旺的朋友还做了一个1700万元的大单。

  不要低估库存帮的能力，伴随着服装业的多年扩张，库存帮也在扩张，“以前我们凑2000万，要很多个档口，一家几十万地凑，现在只要两家就能拿出来。”陈付旺说，这个行当全是现金交易，不赊不欠，再没有比这简单直接的生意了。

  一个服装企业的倒闭，往往是库存帮大有作为之时。对那些工人排在厂门外等着要工资的工厂而言，库存帮的现身意义重大，“工厂倒闭往往是工资拖着，厂房租金拖着，债主的钱欠着。工厂的人也好，政府的人也好，只要有人和我们谈价格，我们就去拉，一手钱一手货。”

  “暴利心态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畸形。比如，这件衣服100块钱成本卖1200，于是很多人跟着这么做。其实服装本身是个低平台的产业。”

  “只要人类还穿衣服，还在生产服装，就不可能没有库存。”百川一代服饰的业务员周吉祥，差不多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向记者解释库存产生的原因。这位87年生的年轻人来自长沙，和他那位湖南同乡夏华相一样，在几百上千家企业看过尾货。

  “企业处理库存，首先是在自己的店里打折卖，卖不完就甩给我们或者捐赠给边远地区，再处理不完就销毁。”周吉祥说，欧洲的奢侈品品牌也是这么干的。

  我们在中学的教科书上，读到了资本家在经济危机中把以百万加仑计的牛奶倒进阴沟的内容。这是否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值得商榷—因为牛奶可能过期了。至于服装，其实是会过期的，“在仓库放了超过两年的服装，多少会发霉，穿上去线都可能崩掉。”周吉祥说。

  我们至今没有获得哪家企业公开在销毁服装的消息，勤俭起家的中国服装商人的道德水准也大概高于那种过剩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商人。不管怎样，对中国服装业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石井锦东国际服装城，记者见到了周吉祥的老板、百川一代服饰的总经理廖亮中。据陈付阳介绍，在成人装领域，廖亮中是石井的大户。在等待廖亮中的那天下午，记者看到了服装城里穿梭的“百川一代客户服务车”，以及很多家“百川系”服装店，愈加相信陈付旺关于“廖是服装城的大股东”的说法。当天，百川的一个档口正在以一折到一点五折的价格卖“国际品牌”DEVIDERO和BULL。按廖亮中的规划，锦东服装城要做成一家奥特莱斯，而不仅仅是卖邋邋遢遢尾货的地方。

  42岁的廖亮中来自广东梅州，服装打版师出身，1992年在广州开过服装厂，随后在广州的黄埔、东山口开过很多家专门卖库存货的零售店。2000年以后，他也加入了石井的库存帮。

  对于服装的高库存，他另有一番见解：“中国的服装企业在历史上有暴利，吸引了很多人去追逐。暴利心态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畸形。比如，这件衣服100元成本他卖1200元，还卖成了。于是很多人就跟着这么做，其实服装本身是个低平台的产业。”

  为了卖高价，服装企业都纷纷往高端商场挤，但高端商场见谁都要砍一刀，“商场扣点28%。就算是一线品牌，都要走很多关系。比如，你在广东要进一线商场，就必须找对几个人，给个50万元、100万元才能进去。这些花销都摊到成本上去了，价格自然就扭曲了。”

  即使是街店，前几年租金也是异乎寻常的高，“东山口、黄浦一带的商业街，铺面租金都是天价。一个月下来，几间店铺就赚万把块钱，可如果我不干了，把店转租给别人，可以收到八九万元租金。

  ”尤其在2002年以后，运动品牌迅速崛起时，全国各地商业街的店租更是扶摇直上。运动品牌对这笔成本早就难堪重负，没上市的公司支撑不住，即使上市了的公司，现在也不行了。因为经济低迷，消费规模也小了很多。

  高昂的渠道成本加上消费的低迷，直接导致了服装行业的快速下滑，“据我所知，一二线品牌的动销率不到50%，甚至有些人的动销率不到30%。这样一来，市场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奥特莱斯，走量的同时追求合理的利润。”这个设想正在变成现实，现在廖亮中的一处楼上楼下400平米的店铺，一天能卖两三万块钱，好的时候四五万块钱，而店租一个月只有万把块钱。“这好过花5万块钱在繁华地段去租一个店。我的主业是批发，但现在零售都可以支撑我的开销。”此外，百川一代和其他服装企业不同的是，流程简单，没有那么多附加环节的开支。

  廖亮中认为，服装行业的暴利时代应该终结。“那些上市公司曾经是高利润啊。我们的利润率只有30%，而他们曾经有300%的利润。”今天的巨量库存不过是为当年的暴利付出的代价。

  要消化服装业的巨量库存，靠专卖店里慢悠悠地打折销售，或者工厂店里的特卖显然是不够的，而寄希望于电商则更不现实，“库存货往往款式多而单款量少，而且，我们要求很高的周转率，把一件件不值多少钱的东西，分类整理、拍照，然后雇很多人挂到网上去卖，是不划算的。”

  在很大程度上，石井镇是服装库存最后的去向。然而，即使到了石井，库存也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像廖亮中、陈付阳、夏华相他们，是库存市场的第一个层级，接下还有找他们几千几万、几十万地打货的全国各地库存分销商。

  谁也没法保证石井库存能完全被消化，“我们现在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也有库存。今年上半年，我收了一百多万件衣服，到现在还有15%没卖掉，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廖亮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