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环码头两公里外的天桥上，穿着精致修身西装的上班族脚下生风。香港每天都在发生太多事情，太古广场附近的香港I.T集团就正在举办自己的30周年快闪展览。

  这个原本开在香港铜锣湾的小店，如今已经成为了门店遍布中国各地的I.T集团，旗下既有售卖Alexander McQueen、Loewe、Off-white等国际大牌的多品牌店，也有izzue、CHOCOOLATE等自主品牌专门店，还收购了A BATHING APE等潮流品牌。

  这其间经过了30年时间。作为I.T集团前身的Green Peace，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的香港快速发展，也正是香港时尚对内地辐射最为巅峰的时期。之后Green Peace在1998年更名为I.T，又于2002年正式进入内地市场。眼下，I.T在香港的销售面积逐渐减少，内地已然是I.T最大的营收贡献市场。一路走来，I.T集团的发展也恰好伴随着香港时尚对内地影响的变迁。

  香港在30周年前，正诞生出了中国最早一批时尚领袖。

  出现在这个生日派对上的除了Alexander McQueen、Acne Studios和Thom Browne等国际大牌，还有许多在内地亦红翻天的名流们。就像人群中，一位留着胡子、穿白色西装的人就被不少潮人和设计师抓着拍照，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关注。

  他就是黄伟文，香港著名的填词人和专栏作家，曾凭会穿衣服、总能走得比大众潮流快，被许多港人看作香港时尚icon(偶像)。而在如今黄伟文的instagram贴图下面，留言最多的其实是内地粉丝。

  在那些岁月里，还有黎坚惠、陈慧琳、郑秀文等人和他一样，是两岸三地年轻人的潮流风向标。1980年代，由于香港电影、歌曲和企业北上拓展生意版图的影响，模仿他们的年轻人也从香港蔓延到北京和上海，甚至甘肃或西藏。

  见证香港时尚潮起潮落的人群中，少不了香港本土的时装编辑。如今王丽仪再回忆起自己刚开始在香港做时装编辑的那几年，想到了四个字——黄金年代。

  那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1987年大学一毕业，王丽仪就把几篇在校写的文稿和自荐信寄到了香港《清秀杂志》，很快便被录用为编辑。后来她跳槽到《ELLE》杂志，没过几月又转战《Cosmopolitan》。只是一年多的功夫，她就坐到了杂志执行编辑的位置。

  王丽仪把自己的快速升迁归结于香港经济的飞跃发展。当时的香港年轻人手中都握着大把的就业和升迁机会，“男的尽快穿着Giorgio Armani、女的穿着Chanel“，意气风发。

  后来王丽仪去了《明报周刊》，成为香港第一位走进国际时装周报道的时装编辑。1995年的米兰时装周秀场没有一张中国人的面孔，王丽仪是第一个。之后的几年，王丽仪手中的邀请卡从“on the waiting list”逐渐变成了秀场第一排的座位。

  随之成长的还有香港流行文化、电影、电视、音乐、杂志和制衣业，一切都欣欣向荣。南边的风吹向北方，与香港有关的一切也都开始在内地风靡。人们抄着张国荣和谭咏麟歌曲的歌词，模仿小马哥周润发在电影中的扮相。

  从那时候开始，四川人如果形容一个人时髦，会说你“很港”。

  Green Peace就创立于这样人人被星光照耀的时期。1988年，银行职员沈嘉伟开了一家叫Green Peace的服装店，这家铜锣湾200平方尺的小店，一开始生意算不上太好。当时Dr. Martens马丁靴在欧洲正热销，时尚嗅觉敏锐的沈嘉伟便从国外带来Dr. Martens鞋，在Green Peace售卖，加上当时一样很火的Levi’s 501牛仔裤，很快风行香港，为Green Peace带来丰厚利润。

  因为沈嘉伟兄弟在银行工作，对借贷业务十分熟悉，在银行的支持下，Green Peace开了更多分店，又谈妥了更多国际时装的销售授权，为香港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就连黄伟文也曾说，自己的时尚经历是伴随着I.T集团引入的时尚品牌累积起来的。

  而在1980年代进入高光时刻的香港时尚产业，是在1970年左右就积蓄的能量。

  1970年代的香港，经济飞跃，涌现出一批百货公司、买手店和生活潮流刊物，逐渐发展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Giorgio Armani、Kenzo、Comme des Garcons、Missoni等国际品牌就在1970年代进入香港，让香港人首次近距离接触到国际时装。

  “70年代的香港还是很落后的，外国的设计师品牌那时开始进入香港，让香港人开了眼界。”王丽仪对界面记者说。

  国际品牌让香港人开了眼界，《号外》这样的生活潮流杂志则是当时不少香港年轻人了解潮流和时尚的启蒙刊物。

  陈冠中等人1976年创办了《号外》，他和邱世文、邓小宇、岑建勳、胡君毅等几位核心分子当时都只20岁出头，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又大多在国外留学、生活过，对外国流行文化了解颇深。

  年轻有趣的年轻人们聚到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本从小报(Tabloid)逐渐转型成杂志的《号外》，这本杂志也在1980、1990年代变成了香港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本的潮流宝典。

  《号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刘天兰，她少年移民加拿大，1970年代末回港，在TVB当艺员后走进《号外》工作，既是执行编辑又做造型设计，算得上是《号外》的管家婆。她也为电影、演唱会做造型设计，被称为“元祖时尚教母”。

  到今天，《号外》那些经典的封面还是常被人提起，今年5月《号外》出版了第500期，500期的封面也被制作成了一本迷你的小书。

  《号外》如此特别，也许就因为主创团队非常自由、没有压力。“每个月开编辑会议的时候，总是谈着谈着大家就‘啊，我们可以请谁的’，就跑出了几个名字，”刘天兰对界面记者说，“我就去安排，找张叔平做美术，找谁做摄影师，再去找衣服和场地，过程中完全没有压力，也很简单。”

  《号外》的封面成为了对美学和设计有想法的年轻人的实验平台，灵感随时随地都会来。“我们非常自由，不一定请明星，只要那个人气质、外貌或者个性上有什么特点，我们就邀请他做封面人物。”刘天兰对界面说。

  《号外》几乎不受商业的影响，主编团队自然孕育出关于生活品味的追求。香港年轻人手上拿着一本《号外》，就是有品味的象征。

  这为I.T集团在初期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消费意识环境。在香港年轻人崇尚潮流和生活品味的氛围下，引入许多国际时尚品牌的Green Peace 也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当时Green Peace引进了许多日本品牌，都有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皆因为彼时的香港，正是日本潮流当道。

  香港人Patrick在19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从小看的电视、听的音乐、看的卡通片全都是日本的，连香港的偶像也是跟着日本，陈百强或者张国荣的造型都参照日本偶像，所以当时日本文化对香港年轻人影响最深。”Patrick说。

  日本的时尚吹到了香港，叫香港人着迷和模仿，而那时内地人还难接触到国际上的时尚。

  1990年代初，随着内地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投资环境逐渐改善，随着沿江、沿边和内陆各省会的对外开放，港商在内地的投资信心也愈发加强，开始了一波港商投资的热潮，不少港商北上内地投资建厂，以制造业为主，这其中就包括制衣业。在香港企业北上的大背景下，内地人也开始从离得最近的国际大都市香港那里讨教时尚经验。

  然而那时候的内地服装市场和香港相比，还几乎是个婴儿，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设计师品牌。在香港发展的印尼华侨设计师张路路就说，自己的设计在当时还没有太多内地顾客可以理解。

  张路路在1990年代把自己的设计师品牌带到了内地。她1992年创立品牌terra rosalis，1996年又以自己名字成立品牌LU LU CHEUNG。当时，致力为香港公司开拓商机的香港贸易发展局带领了一批包括张路路的香港设计师，进入北京、上海和大连，做时装展览。

  “那个时候内地所有配套设施都不成熟，我想要买花，可是根本没有地方买，只能去殡仪馆买花。”张路路对界面记者说。terra rosalis的第一家店开在上海恒隆广场，张路路说当时的售货员还不会用信用卡收银，初期的生意很难展开。

  1997年香港回归后加，两地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得到深化。2002年，I.T集团也开始北上，进入了内地市场，在上海开了香港以外的首家旗舰店。彼时内地对潮流文化仍不甚了解，I.T集团把欧美和日本的潮流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带到了内地，成为许多内地年轻人了解潮流的一扇窗口。三年之后，I.T集团于2005年在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上市。

  内地时尚博主Eve老师就说自己是从香港了解到什么是“潮”。陈慧琳、郑秀文和Twins是她最早喜欢的偶像。香港时尚品牌也成为她关于潮流的启蒙老师。Eve老师对界面说，因为年轻时受香港潮流影响很深，以后无论她年龄多少，香港的时尚潮流都是她的参照。在她心中，香港这座城市也一直有个独特的位置。

  但那时香港的时尚风向其实在发生变化。2000年左右，英伦潮流在香港刮起旋风，蓝白条纹和斗牛犬占据了香港大街小巷的时装门店。Patrick本来就喜欢足球，后来又开始喜欢英国音乐，了解了英国文化之后，也把英伦时尚元素穿到了身上。

  不过在王丽仪看来，香港在时尚品牌方面虽然丰富，“但不像影视剧或饮食可以产生香港特色，比如鸳鸯奶茶虽然是咖啡加奶茶，却是独一无二的。”香港时尚虽吸纳各国品牌，风格却总是在模仿西方或者日韩。

  香港人注意自己的穿着，大约也因为舆论导向。香港人Mavis记得年轻时看时尚杂志，总有栏目专门批评谁的穿着打扮差劲，让她心惊，“穿得不好看在外面走都不好意思”。2000年她到I.T旗下品牌izzue和Chocolate负责营销，就更加注意自己的穿着。

  与此同时，内地的时尚行业慢慢开始崛起。中国内地的经济从2000年初开始飞速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也逐渐加大。曾经跟在香港背后学习的内地时尚行业，突然发现可以开始直接对接国外的时尚资源。而对国际品牌来说，内地显然是一个比香港大得多的市场，如今国际品牌不必借助香港这个中间人，就可以直接和广大的内地市场直接沟通，香港这个跳板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2005年，香港曾有买手店曾和王丽仪合作开店，让她负责一些国外独立设计师品牌。当时有国外品牌让王丽仪不要在香港开店，要去内地。她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在内地开店?

  2005年《Vogue》中国版创刊，这是王丽仪心中“转变正式开始”的分水岭。之后意大利奢侈品牌Fendi于2007年10月在长城办了一场空前的时装秀，居庸关下88名模特踩着石阶展示时装，灯光蜿蜒点缀着夜幕中的长城。

  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化大秀到今天还时常被人提起，而这场2007年的大秀也是王丽仪心中的重要转折点。之后北京又迎来了2008年的奥运，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内地的时尚资源也开始爆发式增长。“这十年，马上就大变样了。”王丽仪说。

  张路路旗下品牌terra rosalis和Lulu Cheung在内地的生意也断断续续，终究香港和内地的服装市场有太多的不同。香港是个不大的地方，服装市场相对内地也小了很多。

  “在香港，设计师要兼顾很多，除了设计其他的也要自己经营，品牌架构并不完善。可是内地是一个太大的市场，一定要胸怀大志、有魄力才能把生意经营下去。” 张路路说。

  在香港，设计师品牌能开5、6家店就算非常成功，但在内地开30家店也不能算非常成功。张路路最爱的还是设计，两个品牌在内地市场进进出出几次，法务和管理问题上都头疼过，最终她还是把品牌从内地撤出，如今在香港两个品牌各开一家门店。

  内地市场的耕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野心，I.T的集团化运作便更有利于持久耕耘。I.T集团实行双品牌策略，大写I.T售卖包括Alexander McQueen、Comme des Garcons、Miu Miu等国际大牌，开在精选尖端的商业体。小i.t则开在人流量高的商业综合体，主打年轻潮牌，自有品牌成为销售重点。

  除了将潮流文化带到内地，I.T也在和内地市场进行融合。集合450多个国际品牌的I.T变得越来越多元，香港味逐渐淡了，而内地年轻人追求的风格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这些年，望向南边，香港时尚却似乎被甩在了后面。

  上个世纪末闪耀的《号外》虽然依旧保持出刊，但和几十年前的盛况已不能再比。刘天兰对界面记者说，现在的《号外》依旧有香港的性格，少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作者。

  邓小宇就是当时《号外》有名的作者，《穿Kenzo的女人》等专栏辛辣又有趣，专栏中“钱玛莉”虽是虚拟人物，却精准浓缩了当时时尚圈港女的形象。后来邓小宇还在为《号外》撰文，但不少作者已经离开。

  曾为《号外》策划过封面的黎坚惠在2007年出版了有名的《时装时刻1987-2007》，但于2014年因癌症去世，从此香港时尚圈又少了一位标杆人物。

  如今，曾以开放和容纳中西为特色的香港，还开始大谈本土主义，“香港精神”、“香港文化”都时常见诸报端。“但毕竟香港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深刻的香港精神和香港文化。太强化香港的概念，在眼界上会变得很窄。”王丽仪说。

  和1980年代意气风发的港人相比，经济压力加重、热衷强调本土主义的许多香港年轻人，心情似乎也变得很差。“搞设计的如果眉头紧锁、唉声叹气，怎么做出好的设计?”张路路说。

  互联网的普及和快时尚的风行加速了香港时尚的“泯然众人”。人们在网络上便可获取全世界的时尚资讯，香港依旧是个好的购物天地，但不再是时尚的重点目的地。

  香港时尚渐弱，如今依旧喜欢跟着其他地区的潮流走，最新的潮流是韩流。Patrick喜欢过日本文化、美国hip-hop文化和英伦文化，而他11岁的女儿现在最喜欢韩国的BTS少年防弹团，喜欢韩风。就连I.T集团也提高韩国服装在集团内的比例，曾经在香港大火的日本时装品牌则声势渐小。

  除此之外，香港人年轻人虽重视自己的穿着，但在接受新事物时却有些慢热。

  不少内地人都说香港人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许多香港年轻人也的确爱潮流。21岁的香港男生子康在I.T做导购，工作第一个月发了薪水就花3000元港币买了街头潮牌Off-white的卫衣。在Off-white之前，子康喜欢日系街头潮牌BAPE和它的副线Aape，因为“香港爱潮牌的男生都会有一件”。

  前几年，内地男生若模仿港男穿着，参考对象中必有陈冠希和余文乐。香港女生咏琳23岁，也说港男会穿搭，“比如衬衣一定要扎进去，不然就不是一样的感觉了”。咏琳说香港男女生从小就注重外表，同学间总会暗暗比较。

  咏琳17岁从香港宝血女子高中毕业后，去了诊所工作，做护士攒的第一笔钱就买了Celine的笑脸包。“那个时候很多人背，那个包一看就知道是Celine的，我喜欢别人注意到，‘哇你背的是Celine’的包。”咏琳说。

  但不少香港年轻人都说，许多港人虽然爱打扮，但是对时尚的态度总是慢热。也许正是慢热，让香港时尚在最近十年影响力减弱。

  “香港人对时尚的接受都很慢，总要看到明星或者身边人穿着真的好看，才会去尝试，之后摸索出自己的搭配。”25岁的景明也在I.T做导购，说港人这几年在时尚方面已经越来越慢。

  咏琳也说香港人接受能力其实并不高，总要慢慢适应，现在反而是内地年轻人穿衣服比港人更大胆。

  “内地人接受能力比香港人强，香港人喜欢这个牌子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会穿，但内地人很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尝试不同品牌的衣服。”Patrick说。

  当全球一体化和发达的网络让世界变得平面，越来越慢的港人，如今不再只是内地人的模仿目标。Patrick就说现在街头潮流很火，内地人就可以直接看美国街头是怎么穿的，不用学香港人。

  这些变化也反馈在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中。2007/08财年至2012/13财年间，I.T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营业额增长率每年都在30%以上，2016年时，I.T的业绩重点已经显然由香港转向内地。

  这个成长于香港的时尚集团，对内地市场愈加倚重。2011年I.T就和Comme des Garcons合作在北京三里屯开了I.T Beijing Market，将伦敦Dover Street Market(DSM)零售店铺的概念带到内地。与此同时，I.T也加速了二线城市市场的开发，进入了沈阳、南宁、昆明等城市。

  2018年I.T Beijing Market更名为Dover Street Market Beijing，这也让北京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Dover Street Market的城市，它带来了包括Celine、Simone Rocha、Vetements等奢侈品牌和潮牌，也有Xiao Li这样的设计师品牌。

  此外I.T也开始注重在内地市场提升品牌力和维护形象，2016年旗下潮流半年刊杂志《I.T POST》创刊十周年之时，在上海中信泰富广场的旗舰店举办了一场互动性展览，在展示20期《I.T POST》之外，充满艺术性的展品也让参观者对集团文化加深了解。而这反映出内地消费者品味的提升，以及对商品之外精神需求的日益提高。

  除此之外，随着不少内地的明星在香港火爆，这些明星也开始影响香港的年轻人，让香港和内地的时尚逐渐交融，子康就说吴亦凡、鹿晗和杨幂在香港也很受年轻人欢迎。2017年I.T也请吴亦凡担任集团首位代言人，虽然吴亦凡并不是香港人，但吴亦凡不仅能带动内地消费，对刺激香港本土市场也有益处。

  香港和内地在时尚上的差距越来越小，有些人觉得香港更时尚，也有人说内地已经更胜一筹。

  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时尚媒体已不再能和往日相比。王丽仪1995年去巴黎和米兰时装周时，就已经不满足于翻译国外杂志的内容，或者只写看图说话的秀评，做了香港第一位采访Tom Ford、John Galliano等国际设计师的香港媒体人，把原创的内容带给香港读者。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网络时代，什么都在网上看得很清楚，反而没有人挖掘时尚圈人士背后的故事。”王丽仪对界面记者说。

  “时装编辑只是出入高级场所、时尚派对、与公关打交道、做一些软文广告式访问、写写对衣服的感觉…….便可以支薪水，又可以接受名牌礼品，难怪人人向往当时装编辑。”王丽仪在所著《时尚风云25年1987-2012》一书中写道。

  现在王丽仪做起了时尚顾问，不过还时常在个人博客和微博撰写文章。曾有人奇怪，她为什么一直拒绝重投时尚媒体行业，王丽仪说，这在她写的《香港的老年化》一文中也许可看到回答。十几年前的时尚媒体尚会努力集合西方时尚大腕和本土精英创造内容，如今网红只需拍好看的照片再PS发出便算成功。

  恍然间，香港时尚的黄金时代已经走远了。内地成为I.T集团最大的营收贡献市场，香港时尚媒体也逐渐黯淡。前段时间《Vogue》宣布推出香港版，不知姗姗来迟的《Vogue》会为香港时尚带来什么改变。

  香港走过了星光熠熠的几十年，梦幻之后，开始从这场金色绮梦中逐渐醒来。